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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韦伯和昂格尔的设问为线索，回溯法制现代化运动的目标模式，有助于总结和反思中国社会与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循此线索，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分为四个阶段或类型进行比较分析。透过民法典编纂和审判独立原则之确立这两个典型，可观察到把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潘德克顿”系统以及通过功能替代物和因势利导的助推措施拉动司法改革等现象。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全程留痕、规则嵌入系统等方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基本权利在行政法上的效力可以区分为行政法外效力与行政法内效力，也称外侧效力与内侧效力。在外侧效力中，对行政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是其表现形式，基本权利不可以越过制定法直接适用；在内侧效力中，基本权利对行政法解释本身发挥弱间接效力，既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全面介入，也不是对法益位阶的个别提升，而是根据基本权利原理与结构，辅助分析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外侧效力与内侧效力的关系是：若行政行为依据的法律规范抵触...
芯片是数字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提供底层算力支撑。立法者专门为芯片行业配置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为芯片设计人从事研发创新提供激励，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却运行效果不佳，这实则源于赋权模式本身所造成的司法困惑。尽管信息成本理论可用以澄清赋权模式并引导具体制度的适用，但芯片行业实践已与立法初衷相偏离，权利人愈发不依赖布图设计权，实证层面上该诉由的案件在世界范围内都...
绑架是以人质的人身安全为筹码向第三人换取相应对价的行为，在构造上与抢劫罪相似，但绑架行为同时压制了人质与第三人的意志自由，迫使第三人接受人质与对价的交换关系，因此绑架罪的法定刑远超抢劫罪。要成立绑架罪，行为人对人质人身安全的控制力应足以发动第三人对人质的救助义务。在以财物为对价的绑架中，第三人与人质的人际关系及实际担忧状况决定了第三人受强制的程度。当第三人意志自由并未被完全压制，掳人勒赎行为可能仅...
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之争，根源在于宪法本体论即“宪法是什么”。在中国宪法“多元复合”的背后，三种宪法“本体”各有脉络，却又彼此紧张。其一，中国宪法有着久远的“母法”（社会主义纲领）传承，这种基于国家目标、要求积极实施的宪法逻辑，是宪法“具体化”为部门法的核心理由。其二，中国宪法是“根本法”（共同体元规则）。与“母法”逻辑不同，它代表着另一种消极内敛的“元规则”逻辑，强调宪法只应关注一个共同体的“根本”...
《刑法》第269条规定对转化型抢劫以抢劫罪论处，数据分析显示该条规定引起了司法抵制，全国法院对转化型抢劫的量刑实际上系统性地轻于抢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立法层面。受形态学思维支配，立法者只关注两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大致相同，却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区分因素。由于受害人有能力控制人身伤害的风险，转化型抢劫相对安全，其法定刑应轻于抢劫。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应突破形态学思维，从要件识别转向变量评估。关于犯罪与惩罚...
证券法的两大重要领域信息披露和反欺诈制度可以通过信息确定性的关键概念实现一体性，从而既可加强理论贯通，又可减少披露要求过多、执法范围过泛等实务误区。在理论层面，应正视证券信息的重大性由规模和概率的乘积决定。一项信息只有在发生概率达到一定程度即具有确定性后，才真正有意义。在实务层面，为避免信息过载或信息误导，积极披露义务人只应披露具备确定性的信息。虚假陈述和信息型操纵的本质均是对所披露信息之确定性的...
地方性法规的民事司法适用存在“遵照执行”和“存而不用”两种误区。地方性法规在民事裁判中应处“参照”地位。法官必须将地方性法规纳为找法对象，但应经判断和审查后，再决定是否适用。所谓判断，是指通过自上而下找法后，对地方性法规是否与个案事实达成涵摄的判断。涵摄达成的理由，包括民法内和民法外两种。民事裁判文书应载明案件是否属于地方性法规适用的效力范围，并区分执行性地方性法规和创制性地方性法规以相应说明理由...
近年来，程序性制裁抑或诉讼行为无效理论已发展至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理论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支持、产生影响，但相关研究的热度和创新性有所下降。诉讼行为理论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人”是如何进行认知决策并产生认知行为的，进而促使认知行为与诉讼行为进行有效的理论对话，藉此作出理论推进。只要刑事诉讼行为建立于认知偏差之上，且涉及到其刑事诉讼行为的核心内容，即便认知偏差往往是“隐性”的，那么这一刑事诉讼行为就应...
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政治性审查，其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维护改革方向和精神、落实政策贯彻功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是备案审查工作的首要功能；借助备案审查确保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得以落实亦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维护改革方向和精神是国家处于转型期的治理需求。但由人大常委会从事政治性审查缺乏法规范上的依据，功能配置上又不妥当，加上政治性标准模糊、宽泛，导致备案审查缺乏客观...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历经近代以来的百年发展，整体呈现的是上升而非下降的趋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逆势下调，虽然迎合了极端个案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但既未经过严谨论证也缺乏正当性根据。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应否下调，需要厘清的是其背后所涉及的童年观、罪错观、保护观的争议与分歧，由此才可做出理性评判。若要对刑事未成年人进行刑法上的例外非难与...
在着力发展司法大数据预测应用的当下，提升司法质量和效率的价值目标伴随着信息安全风险、算法偏见、决策独立性降低、解释性判例体系冲击等阴霾。面对相似的挑战，对具有成文法传统的中法两国司法大数据预测应用的比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法国以2016年《数字共和国法》颁布为标志，推进以司法大数据预测应用为内容的“预测正义”。在强保护立场和保守基调下，法国预测正义在功能局限与价值冲突上备受质疑，司法个人信息保护、决...
确立数据财产权的一大理论障碍在于数据自由流通的现实需求，其症结在于数据财产的排他性。事实上，认为排他性数据财产权会阻碍数据流通、有悖于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立场，乃是基于三种误解：一是过分着眼于数据利用过程的“非排他性”，忽略了数据利用的营利效果是稀缺和排他的。而数字经济对数据财产权抱有制度期待的根源恰在于后者。二是未重视公开数据与非公开数据的流通背景差异，也未区分数据的意定流通与非意定流通，因此误以...
“数据二十条”在国家政策表达层面以“权利束”作为数据上诸种权益诉求的底层观察视角，以应对数据从产生伊始就面临的复杂利益共生和相互依存关系。但在法律学说与实定法表达层面，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聚焦各组数据生成与流通关系，从“权利人有权作用于权利对象的方式”等关键维度，对每一组数据社会关系中的权利条块主张予以划界，将常见且正当的数据权利条块标准化为不同层次的权利模块，从而在立法层面实现规范表达。在信息来源主...
不动产登记争议的解决是一个久病难医的问题。基于“不动产登记是行政行为，行政争议应走行政诉讼”的普遍理解，不动产登记争议大量进入行政诉讼渠道。然而，行政诉讼无法实质性解决相关争议，新《行政诉讼法》所肯定的“行民一并审理”也近乎虚设。登记行为的性质和诉讼途径的选择需要反思。在《物权法》所确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下，登记行为已褪去行政管制色彩，旨在公示公信。登记虽属广义上的行政行为，但不属于行政决定，传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