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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须要“植根本土”，另一方面则要“走向全球”。在古今中西张力之间所形成的“巫史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本土创构，它既包括理性化的一面，也包括感性化的另一面。因为中国巫性传统本然具有感性与理性的“一体两面”，而且由“巫”到“史”的发展更有赖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而亦离不开感性作用。“巫史传统”之所以对于中国美学而言乃是源根性的，正是由于，由巫史而发，中国美学乃是“天...
“实践论美学”是在苏联社会派美学的启示下，按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思想，视美为人在实践过程中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烙印在对象上，是人在观照对象中所领悟到的一种精神价值。但由于当年它的倡导者只是按认识论的观点进行研究，以致无视价值与评价的内在联系，把美与美感分离开来、对峙起来，而使“实践论美学”趋于纯理论化和形而上学化。蒋孔阳先生较早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转向“从现实生活出发”，按“经验复合...
2000年至2024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综合与超越”期。“自省与综合”“完善与超越”分别构成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2024年间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者经过对审美、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争，最终形成了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社会意识形式等理论命题并存的新格局；王元骧对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问题的思考呈现出由“实践偏向”到“伦理偏向”的...
费孝通和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或“伦理关系”为主的主要依据是：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他们所说意义上的那样一些团体，因此无法以“团体”或者“集团”形式对社会生活加以组织，而只能依靠“团体”或“集团”之外的一些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家庭/家族组织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家庭/家族来加以组织的，而无论...
如何定位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概念，是学界争议已久的一个问题。业已存在的两种解释范式分别以“自我意识”与实体形而上学的“神”的概念为基础，这两种范式都未能完全切中费希特理论的核心问题，此即，在继承发展康德先验哲学洞见的基础上重思真理与实在性的最高本原。绝对自我理论不是一门自我意识理论，而是一门关于意识的终极实在性本原的理论，并且，这一本原无法以实体形而上学的静态实体模型得到理解，而必须以一种表达主义...
《论语》中“方”字凡十五见。其中，有些句子向来争讼不休，也有些句子常受忽视。常见争议之义包括方之为并、方之为比以及方之为道术等用法。由于“四方”“万方”已完全成为汉语常用词汇，就其语义讨论而言，几乎遭到彻底忽视。与“四方”“万方”等用法密切相关的“多方”“邦方”之义，则从未得到讨论且似乎向无争议。“四方”“万方”用法之中，可析取“臣方”“敌方”和“形方”之义。这些不争之义对于理解《论语》之“方”甚...
福柯思想不仅跨界，更是越界，越过学科固有的边界而进行别样的思考和探究,敲打、动摇直至摧毁传统思想学说。福柯不仅要突破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界限，还要根除康德人类学主体主义和胡塞尔先验主体哲学，不仅要切断传统历史主义的线性因果关系链条，还要逾越本质主义权力观的思想雷区。福柯推崇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批判精神，批判了大写理性观、大写历史观、大写主体观、大写权力观。福柯在哲学剧场上扮演了越界者的角色，高举差...
20世纪七十年代始的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最终强势回归，使政教关系问题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也引发了美国政教关系研究的又一个高潮。日益显明的是，长期以来的美国政教关系是一个包括宪法、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度在内的稳定结构：在宪法安排上，政府和教会这两大组织机构、两大权力中心被要求保持适当距离；在政治生活中，教会是政府的密切伙伴，新教是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根基；在社会文化上，新教信念...
传统上，科技治理主要聚焦健康、环境等物理性风险；但在当代，科技治理开始关注并回应科技对人的主体性、社会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的影响等伦理问题，并不断呈现出“伦理化”态势。这要求我们反思将科技与科技使用行为相割裂的方法论，推动科技治理适度民主化、社会化。但这一任务面临科技与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开放决策维度的难题、伦理立场的多元性与变动性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法律需要警惕技术决定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需要...
孔雀王朝是古代印度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阿育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通过吸收并改造以佛教法文化为代表的思想资源，设计并实施了达摩治国方略，将转轮王理想与现实主义治国术结合，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新综合。这种新综合方案借助佛教法文化和其它沙门思想提升王权，使王权与官僚体系紧密配合；借助佛教法文化塑造新伦理，创造具有包容性的统治意识形态；通过佛教法文化缓和现实主义治国术的严酷，形成张弛有度的统治...
在“希腊化时代”，罗马法学家开始自觉地学习、引进古希腊（尤其是斯多葛学派的）辩证法（术），把罗马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希腊化风格的专门学问，提出较为系统完整的法学理论。在12—15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派”确立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大陆法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这两个学派的法学家采取当时流行的“经院主义辩证法（术）”，奉行一种强调形式论辩的“论题学精神”。近代法学受自然科学确立的知识范式...
将人工智能伦理从道德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预期、可计算的伦理合规实践，需要探究人工智能伦理的法律性质，特别是法律体系如何评价以及纳入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可以用“法化”和“事物本质”这两个传统法社会学理论曾用以反思规范理论的分析工具。一是，相比于“法治化”“规范化”等被泛化的概念，“法化”用以分析人工智能伦理的实操问题，具有更好的理论收敛性。科技伦理的既有法化路径主要有三：道义论持有者常用的新兴权利证立...
目前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探讨遵循两种路径：一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具有高级智能的类人“种群”来进行理论预判；一是探讨赋予当前弱人工智能某种法律拟制人格来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对此有必要提出“伦理人格”和“技术人格”的区分理论，来界定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不同理论面向。人格区分现象在传统民法中已然存在，它呈现为以人格抽象程度为标志的人格递进序列，其中存在着两种人格的“渐变”和“断裂”现象。人工智能作为伦理...
逻辑学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其前身隶属于政管学院哲学教研室，是中国逻辑学会的会员单位、北京市逻辑学会和全国法律逻辑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之一。
哲学研究所成立于2002年，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2年成立的哲学－党史教研室。目前哲学研究所有在职教师25人，其中教授9人，副教授7人，24人具有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