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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3月26日,由朱政惠教授任中心第一任主任(1996-2013),刘昶教授为中心第二任主任(2013至今)。
中东地区具有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多元融合的史学传统。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中东史学(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学、古代埃及史学、阿拉伯史学、波斯史学、土耳其史学等诸多分支)未得到充分重视和公允评价。中东史学既有独特的本土文明禀赋,也从多区域文明交往尤其是史学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传承和创新的动力。综合考察史学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大体上可以把中东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今注本《宋书》的校注,是朱绍侯先生学术生涯最后二十多年花费心力甚多、至为牵挂的学术事业。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重要原则和鲜明特色。今注本《宋书》以人名、地名、职官、典故、制度等作为注释重点,强调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展开校勘和注释,注重版本的改误纠谬,史实的正义疏通,史料的补充增益。今注本《宋书》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具有开创性的正史文献整理作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注释最为全面的一部《宋书》。
作为与近代(晚清民国)在时段上最为毗邻的清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被频繁地拿来与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概念和现象进行类比和对接,难免造成了文化涵化中的“误读”现象。如新民本思想被误读为欧洲启蒙思想(特别是社会契约论),乾嘉考据学被误读为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实证主义,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属于普遍性误读;而如王夫之“生计自由”观被误读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章学诚史学理论被误读为唯...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妇女史研究兴起;90年代,“社会性别”理论被引入,性别史研究兴起。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独立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妇女/性别史似从繁盛走向了沉寂。但其实,研究的“量”并不支持“黯淡说”,“量”不成问题,那就在“质”上了。本文将基于中古妇女/性别史研究现状,并结合个人体会,略陈己见。
总结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经验,在基本理论问题上进一步正本清源,对于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具有无可争辩的理论意义。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相对于人类历史活动的性质来说,最本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从经济必然性角度看待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方法、从历史联系性角度观察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相互作用方法论。这四个层面的方法论思想,需要化到历史学家的思维中,变作基本的历史思...
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
自梁启超提出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以来,该领域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四种路径。梁启超大致描述了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蒙文通继承梁启超的主张,将史学史研究限定在文化史范畴内。
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谓是一部指标性著作,人们常常将这部书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与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对主体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似乎是对近三十年中国学术整体上往更具“中国性”方向转型的预言。柯文漫长的学术生涯涉及“基督教与中国”“王韬”“中国史研究范式”“义和团”“勾践故事”等诸多课题,这些课题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带有极强的方法论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以崭新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来...
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尚未达成共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史学研究对象的零碎化、研究领域的日趋狭窄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历史成因。改革开放以后,学界由空疏宏阔的历史研究转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对象越来越小、越来越散,给人以“碎片化”的观感。
近代以来,出版机构和出版内容的突然丰富,启蒙了近代知识分子,也丰富了出版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赵少峰的《媒介的力量:近代出版机构与西方史学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5),就从出版视角入手来研究中国史学转型问题,对其转型的动因、路径、影响等做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先生主编,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作出系统清理与总结,分为“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中国文学通史与断代史的产生与演变”“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等三卷。作为一门学术的中国文学史是以中国文学的客观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的,其研究的成果是各种形式的文学史撰著。但是,这一研究工作本身亦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能成为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便是中国文学史学史的由来。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马端临认为乡守里胥由于在帝制前期为官员,唐宋而后改为从民户差发的役人,故此役人不胜诛求之苛,这一“乡役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秦汉以来乡为地域性的类政区单位,乡守为低级官员,到隋代乡改为逐级团并人户而成的联户单位,乡守也变成了从民户差发的役人。在里胥这一层级,则从来都是从民户差发充任。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新制之行,也深刻影响了基层行政。
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其宗旨和意义在于政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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