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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中，应如何对待其根据或参照的裁量基准？对此，我国出现了几种方向各异的判例理论：有的认可或者要求行政机关严格适用裁量基准，甚至事实上将之作为裁判规范；有的则相反，认可或者要求被告考虑个案情况，背离裁量基准。这种分歧的背后是裁量一元论与裁量二元论的对立。与裁量基准的严格适用相链接的裁量二元论是过去时代的教义，与实质法治主义不相容；与个别情况...
我国行政机关责任清单存在依附型、一体型、独立型三种外部型态。经分析发现，依附型责任清单有悖于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一体型权责清单存在初衷背离、性质迥异及结构性缺陷等问题，皆不能成为责任清单的理想型态。当前有关独立型责任清单衔接性不足和编制难度过高的质疑并不成立。相反，独立型责任清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应将其作为责任清单的型态选择。在内部构造上，行政机关应选择职责追责型的建构模式，遵循衔接...
行政复议“双被告”制度运行已四年有余。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实践数据所呈现出的趋势不完全一致。“双被告”制度的提出使复议机关定位“自相矛盾”，程序上空转严重，也背离了理性“经济人”原则。这不仅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要求，也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复议制度本身的权威性。这种末端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在源头上解决我国复议体制机制面临的困境，相反已经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国行政复议的改革应当着眼于复议自身，从体...
相对于行政行为论、法律关系论，行政过程论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行政特许产生的视角。根据过程论的“全面考察”思想，可以发现行政特许产生需直接规范要素、客观范围要素等形式要素，以及职权要素、权利要素(含其他主体一般权利、新兴权利)等实体要素。在过程论动态考察思想的视野下，行政特许的产生体现为实体要素上仅包括职权要素、实体要素上包括职权要素+其他主体一般权利以及实体要素上包括职权要素+新兴权利等三种特征各异的...
基于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国家垄断行政权的行使。但行政机关相互间存在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包括被迫和自愿两类，都不违反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基于自愿的行政管辖权的转移，系行政机关相互间协商一致的结果，在国外有授权和委托两类，在我国目前有委托一种。行政管辖权的委托包括层级委托和横向委托。层级委托，需要以央地事权分工为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权，发扬行政民主。横向委托，有助于弥补组织法上的不足，加强协同...
我国宪法、组织法规定了含有合议制因素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但首长拥有最终决定权。根据党组工作条例，行政机关党组全面履行领导责任涵盖首长职权范围，并以表决方式由党组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对此需作出同国法一致的解释。从党规体系解释来看，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不包括“作决策”，党组与首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公立高校、医院这类事业单位党委与首长之间的横向分权关系，“党组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没有制度依据。目的解释表明，党组工作...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虽有规范基础，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仍付诸阙如。理论界大多将成本效益分析等同于以货币化的方式呈现出决策的成本和效果，继而以净收益来衡量行政决策正当与否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但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既面临技术上的困难，又遭受价值层面的批评。虽然能够对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理论层面的辩护，并且可以通过改进其操作机制来弥补它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其仍不失为一...
发明创造获得专利权之后，对专利权效力的审查存在行政和司法两种确权模式，多数国家以一种模式为主，辅之另外一种模式进行矫正。我国专利确权采取的是行政模式，产生了程序冗长、关联诉讼、角色错位等问题。从申请人角度看，专利确权反映的是发明创造最终应否获得专利权的问题；从确权机构角度看，专利确权体现了行政确认的属性，具有一定的财产管理性质。就专利权而言，发明人的贡献是权利基础，国家专利行政机构的“登记”是行政...
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相重合是普通法院的基本设置模式。法院的人财物归地方管理，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如何深化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在理论上存在全面重构与分类分层深化两种模式。全面重构模式是对各类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案件管辖情况作系统性调整，打破目前集中管辖模式的划分，推动重新建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组织体系。分类分层深化模式是在保持目前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四种管辖类型基础上进行渐进改革。这一...
自动化决策的深度应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驱动力。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实质上构成行政权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需在合宪性法秩序中加以检视，分别从权力正当性与基本权利干预的合宪性视角来考察。行政自动化决策本质上是算法赋能行政权，其权力运作同时遵循传统行政权和算法行政权的双重逻辑。宪法和行政法尚未明确行政自动化决策的行为性质，当前法规范对其规制存在诸多不足。从规范依据来看，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进...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方法。
行政机关强制获取企业数据是行政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要求作为数据持有者的企业而非个人提供相关数据内容，企业无法定理由不得拒绝的行政法律制度。法治化、具体化的公共利益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但是，在“事实行为—法律行为”的传统行政法框架下，行政机关强制获取企业数据被片面定性为一种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产生影响的行政事实行为，由此导致行政机关在事实行为的掩护下随意获取企业数据，带来突破法治框架的巨大风...
厘清数字党建的概念是其发展的逻辑起点,数字党建是数字技术与党的建设的深度融合，是在利用数字技术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党建工作理念革新、党建决策科学化、党务工作自动化,是党建工作在数字时代所做出的主动改变。而探索数字党建的底层技术支撑是其发展的必要科技保证，数字党建系统架构包括硬件层、大数据层、云计算层、应用层、显示层、用户层等六个层级，它们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中国共产党只有利用数字技术全面推进党的政...
